馮至在八十歲時曾著文自問自答：平生中，“在什么處所你的生涯最苦，回憶起來又最甜？在什么處所你經常生病，病后反而感到更安康？什么處所書很缺少，交流反而促使你唸書更當真？在什么處所你又教書，又寫作，又忙于油鹽柴米，而不覺得牴觸？我可以連續串地答覆:“都是在抗日戰鬥時代的昆明。”
一
一九三八年末，馮至“攜妻抱女”（馮至語）隨亡命的同濟年夜學抵達昆明，翌年夏，受邀進進東北結合年夜學外文系任傳授。八月，為迴避japan(日本)軍機的轟炸，馮至接收了同濟年夜學同窗吳祥光的輔助，搬到了昆明郊外一個林場的兩間茅舍中，“那林場四周二十里，曾經營二十多年，蒔植著松樹、樅樹，還有巍然矗立的有加利樹。”馮至一九四八年曾這般說：“一九四一年我住在昆明四周的一座山里，每禮拜要進城兩次，十五里的旅程，走往走回，是很好的漫步。一人在山徑上，田埂間，總難免要看，要想，看的似乎比往日看的非分特別多，想的也比往日想的非分特別豐盛……在一個冬天的下戰書，看著幾架銀色的飛機在藍得像結晶體普通的天空里翱翔，想到前人的鵬鳥夢，我就跟著腳步的節拍，信口說出一首有韻的詩，回家寫在紙上，正巧是一首變體的十四行。”
這首詩，就是《十四行集》中二十七首十四行詩寫作的第一首（在集中序列第八）。這山，就是昆明郊區的楊家山。馮至已經很細致地寫過從昆明城到林場茅舍的行走道路：“走出年夜東門，沿著往金殿的公路，約七八里到了小壩，再往前走過路右邊的鳳梨村，向右拐不遠是一個名叫云山村的小村，此后便順著傾斜的山坡上曲曲折折的小徑，走進山谷，兩旁是茂密的松林。林場合在的山叫作楊家山。”
“林場茅舍”——先是作為馮至全家迴避日機轟炸的出亡所，后來兼而成為周末的度假屋，再后垂垂“以茅舍為家”（馮至語）了。馮至：“我看中了這茅舍，設定下簡略的床板桌凳，準備了一些米和柴炭、一個紅泥小火爐，靠墻擺了幾只番筧木箱……”姚可昆在《我和馮至》中回想，馮曾對老婆說，我們和茅舍的關系，一九三九年是“初戀”，一九四零年是“成婚”。四十年月中，馮至最主要的詩集《十四行集》、散文《山川》、小說《伍子胥》都直接或直接、所有的或部門的與“林場茅舍”的生涯與周遭的狀況有關。
馮至不只是本身接收年夜天然的饋賜，他還時常呼朋喚友一路來享用。卞之琳就曾接收過他的約請，并單獨在那生涯了一段時光。卞之琳暮年曾寫《憶“林場茅舍”報答馮至》一文，說起：當本身幾十萬字的長篇小說《山山川水》草稿將告完成之際，一九四三年“暑后承君培（馮至）邀住他已不常住的東山那兩間‘林場茅舍’往享用安靜，集中一段時光的精神，趕完小說最后若干章。我就獨留在那里約半個月，逐日至多一次把他家在那里的存米剔除穿心的蛀蟲，三次用他們撿拾積蓄的松球生火做飯，自得其樂……”
馮至在東北聯年夜，除了教德文外，還陸續開過“德國文學史”、“德國抒懷詩”、“歌德”、“浮士德研討”、“浮士德與蘇黎支”、“尼采”等課程。聯年夜外文系除英語外，還擔任為本系和全校各系開想法、德、俄、日語等第二、第三外語。在李賦寧的記憶中，昔時的理科先生多選修法文，而選擇德文的，則多為文科先生。
同為聯年夜外文系的楊苡似乎證明了這一點，她在口述實錄中曾說：“英語加法語，聯年夜外文系的重頭戲就在這兒了，德語也有，很邊沿的，俄語、日語都是沒有的，穆旦后來從俄語翻譯俄國文學，那是他自學的。”
《國立東北結合年夜黌舍史》載：聯年夜課程中，選修俄語、日語雖很小眾，但仍是有的。俄語教員先后有噶邦福、劉澤榮、李寶堂、衣家驥、王恩治等人，日語教員為傅恩齡。穆旦的俄語，就是跟俄籍傳授噶邦福開端學的（見趙瑞蕻《悼念穆旦》）。楊苡所說德語“很邊沿的”，或特指在理科先生中。當然也有破例，好比哲學系的鄭敏就選修了德文，并在馮至的直接影響下開端寫詩。
若干年后，當鄭敏已成為今世詩歌的主要詩人之一，她還清楚地記得早年馮至師長教師的激勵：“在我年夜學三年級時，某次在德文課后，我將一本窄窄的抄有我的詩作的紙本在教室外遞上請馮師長教師指教，第二天德文課后師長教師囑我在室外等他，半晌后師長教師站在輕風中，衣襟飄飄，一手扶著枴杖，一手將我的詩稿小冊遞還給我，用師長教師特有的和氣而真摯的聲響說：‘這里面有詩，可以寫下往，但這倒是一條佈滿坎坷的途徑。’我聽了以后，久久不克不及安靜，直到師長教師走遠了，我仍木然地站在原地……”鄭敏一九三九年進校，她的年夜學三年級，是一九四二年夏至一九四三年夏。一九四二年蒲月，馮至《十四行集》由桂林明日社出書。
二
姚可昆回想：一九四二年，馮至“收拾他在往年寫的二十七首十四行詩，編成一部詩集,于四月十四日寄給桂林友人陳占元。陳占元在桂林開辦明日社，曾經出書了梁宗岱、卞之琳的詩文和他本身的譯作”。如姚可昆記憶來自馮至確當年日誌，則可證實明日社出書效力極高，即四月十四日從昆明寄往桂林，至蒲月即已出書。
陳占元《生平小傳》中寫：“一九四零年，我在噴鼻港用明日社的名字出書了卞之琳的一部詩集《慰問信集》和一部陳述文學《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一九四二年起，在桂林，持續用明日社的名字，出書了馮至的《十四行集》、卞之琳的《十年詩草》、梁宗岱翻譯羅曼·羅蘭著（著）的《歌德與悲多汶》，以及我的幾部譯品。”
關于這部詩集，馮至說：“我在一九四一年內寫了二十七首十四行詩，表達人人間和天然界相互聯繫關係與不竭變更的關系。我把我崇拜的現代和古代的人物與面前的樹木、花卉、蟲鳥并列，由於他們和它們異樣給我以教導或啟發。”
《十四行集》一九四二年蒲月由明日社出書，桂林紹榮印刷廠承印，印數三千一百冊，訂價三元。作為一家範圍極為袖珍的出書機構，明日社在抗戰時代出書了多位作家的代表作。此是對中國古代文學的進獻，不克不及輕忘。
明日社掌管人陳占元，除了本身是有理想的翻譯家之外，他仍是一位有目光的出私密空間書家，也是愛書人。如，在《十四行集》的版權頁上赫然印著：“本書第一版用上等重紙印三十冊，號碼由一至三十，為非賣品；用瀏陽紙印二百冊，號碼由一至二百。”顯然，這是留給愛書老饕們的尋寶暗記。現在，不只那三十冊的“上等重紙”本，抑或二百冊的“瀏陽紙”編號本皆已在時光的深淵中斂影逃行，就連多少數字三千的通俗本也在歷經烽火、政權的除舊更新和以文明為名的各類“活動”之后，成為可遇不成求的奇怪物什了。
既然已知《十四行集》有三種印本，即“上等重紙”、“瀏陽紙”和印數三千一百冊的通俗本，那通俗本又是用什么紙張所印？詩集版權頁上，印有卞之琳詩集《十年詩草》的市場行銷，標明的書價是：瀏陽紙本十元，邵陽紙本八元。后者，大要率就是通俗本所用紙的謎底了。
仍是這本書中，在最后的附頁上，滿頁登載了明日社已出和將出的書目，并預告由明日社主編的《明日文藝》將在今年的十月創刊。但該雜志并未如期創刊，直到次年的蒲月才出書了第一期。雜志主編兼刊行人：陳占元。刊行部地址：桂林承平路二十二號，編纂部地址：東江鎮準堤街三二六號。
從目次中可以看到，該期頭條為馮至的《伍子胥》（一），二條是卞之琳的《紀德和他的<新的食糧>》，該期內在的事務還有李廣田所寫《詩的尋思：論馮至的<十四行集>》，還有方敬、姚可昆的譯文等。該期還頒發了鄭敏的《詩九首》。這或許是鄭敏詩歌的初次頒發，推舉者無疑就是馮至。這本雜志短壽，只出書了四期，就因桂林遭日軍轟炸分散生齒而不得不斷刊。陳占元說，雜志是和馮至、李廣田和卞之琳一路編的。
東北聯年夜的結業生王勉在昆明時曾與馮至少有來往，他曾以鯤西筆名寫到：昆明時代，我“與馮師長教師來往最頻仍，剛好馮師長教師的《十四行集》由桂林明日社刊印，書到馮師共享空間長教師送我一冊。……馮師長教師在年夜學教德文，異常當真，而我卻感到每與他相處則至親熱，並且與我們常談他在德國唸書以及他所愛好的書等，于我不唯受害並且精力上所感觸感染的津潤尤為寶貴。”王勉為《十四行集》寫過書評，并獲得了馮的嘉許，王勉暮年回想：“在昆明訪問馮府的那些日子是令人難忘的，由於每次說話似乎都有所得。”
一九四六年七月，東北聯年夜先生社團大年節社主編了一本《聯年夜八年》的書，以虛擬的東北聯年夜先生出書社名義出書，封面書名由聞一多題簽，扉頁則印有“謹以此書志念聞一多師”的文字，用以留念在七月十五日被暗害身亡的聞一多傳授。此書中有《傳授先容》一篇，以極繁複的文筆共勾畫了在該校任教的一百零二位傳授，此中對馮至（在姚從吾、孫毓棠之間）的一節先容這般：
馮至師長教師，在聯年夜教德文，對歌德有很深的熟悉，好幾回文藝晚會上馮師長教師都拿歌德做講題。為人和氣可親，對國事非常關懷，傳聞良多人都很是信服馮師長教師的為人，甚至替他加上“圣人”的稱號。
抗克服利后，馮至攜全家回到久此外北平，任教北京年夜學。先是落腳沙岸東齋，后是中老胡同，此兩處恰好是其青年時的故居之地。他將桂林版的《十四行集》送給淹留故都八年的詩人顧隨。顧讀后曾撰并書贈馮一聯：“風塵澒洞三千里，私密空間古詩殘暴十四行。”
三
一九四九年一月，復員回到上海的文明生涯出書社將《十四行集》重版，二十七首十四行詩被悉數保存，但桂林版原附錄中的雜詩六首，僅保存了一首。新增三首，分辨是《岔路》、《我們的時期》和《招魂：謹呈于“一二·一”逝世難者的靈前》。詩人的眼光，從尋思山川轉向了滾燙實際。
除了附錄詩目分歧，文生版還多了一篇作者1對1教學的《序》。文生版的封面，素雅樸素清新，除了書法體的詩集名與作者名，并無多余的圖案。就連“水星叢書”的字樣，也僅在封底以不起眼的小字標出。
值得贅筆一記的，是封面書法體的書者是誰？書中未昭示，天然也就成了小小的謎團。是作者馮至自書？或是編者巴金為之？答案，仍是巴金在面臨有心人的就教時才揭曉——書者是靳以。巴金說：“他的字比我好。”
明日版《十四行集》既已成云中神龍可貴一見，寒舍尚保留一冊文生版的詩集可堪自樂，還有稍早也是文生重版的《山川》。以版本論，兩書或嫌稍晚，但可喜書品俱佳。劫灰余物亦屬不易，也就值得多說一嘴了。
寒舍還有一種馮至詩集，是出書于一九五八年的《西郊集》，現在，似乎也垂垂有了文學史意義上的版本價值。作者在《后記》中寫到：“此中有人給詩人們寫了‘公然信’，說以後的詩歌界是處在‘解凍’狀況，還有人指著我的臉罵我，說我束縛后寫的詩沒有人愛看……”
顯然，詩人在那時是完整分歧意此說的。
稍早的一九五五年，馮至在國民文學出書社出書了《馮至詩文全集》，時光跨度豈止時光為一九二三至一九四八年。但沒有選《十四行集》中的詩作，作者的來由是：“尤其是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七首‘十四行詩’，受東方資產階層文藝影響很深，內在的事務與情勢都虛張聲勢，所以就一首也沒有選。”作者那時的自我否認能否適當，自有公論。當然，將義務所有的回咎于作者或嫌刻薄，那，就讓阿誰波詭云譎的時期也恰當分管一些吧。
蕭乾曾寫道：“五十年月初，常識分子為了遇上時期，都極力否認本身的曩昔，有時連曩昔在學術上的成績也羞于提起，生怕被打上白色的舊常識分子的印記。”接著，他舉例：“一次，我赴捷克年夜使的家宴。……那天同席的還有我們一位名詩人兼德國文學研討家。年夜使那天夸說，他在使館頂層有一寫作間。天天他必躲到那里往看書或寫作，不見客，不接德律風。接著又談起他正在讀著德國詩人里爾克的詩集。這時，我就接下往說，同席的那位兼德國文學研討家的詩人是最早把里爾克先容到中國來的，譯稿仍是在我主編的《至公報·文藝》上頒發的。我的話既是現實，天然也包括著表揚。不意那位詩人聽了卻滿臉通紅，不置一詞，象是被人當面揭了什么短似的。這時我發覺本身掉了言，但話已說出，收不回來了。”
蕭乾此處固然未點名，但顯然指的就是馮至。此處情節，固然只是蕭乾的一家之言，但也可粗略覷見顛末年夜範圍思惟改革后的常識分子的心態。
進進新時代后，馮至偶然寫詩——或古詩或舊體。從詩本體而言，已然進進“回于平庸”的階段。一九九一年他寫了一首《自傳》，乍一看，感到還是白叟的“平庸”之作，再讀之，才幹領會此中五味雜陳意味：
三十年月我否認過我二十年月的詩歌，
五十年月我否認過我四十年月的創作，
六十年月、七十年月把曩昔的一切都說成錯。
八十年月又懊悔否認的事物怎么那么多，
于是又否認了曩昔的那些否認。
我這平生都象是在“否認”里生涯，
縱使否認的否認里也有確定……
他的舊體詩也有相仿的句子，他暮年曾在贈老友徐梵澄的冊頁感嘆過“心力今生多揮霍，何曾一語立異聲。”唯顛末了山高路遠、白雲蒼狗的人，才幹領會老詩人此時的心情。
作為異樣有著留德佈景的季羨林，他記載了與馮至的配合感觸感染：“束縛后，（我與馮至）在一路開過有數次的會，在八門五花的場所下，我們聚會泛論，應當說是彼此相互清楚的。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套用李后主的詞口吟的兩句詞:‘月下花前何時了，閉會知幾多?’我聽了以后，捧腹年夜笑，我的第一個設法就是：實獲我心！”
馮至的平生，豐年輕時肄業海德堡的東風自得，也有甫進中年拖家帶口在昆明的艱難困厄。進進新中國后，既有“我們預備著深深地領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古跡”（《十四行集》之一）的輕肥稱心，也有在年夜時期眼前“我們聽著暴風里的暴雨，我們在燈光下如許的孤獨”（《十四行集》之二一）的恓惶猜忌。
但到了人生的傍晚，或許他的心還是初心，“但愿這些詩像一面風旗，掌握一些掌握不住的事體”（《十四行集》之二七）。故，徐梵澄評價：“我終感到他生平無恨事，是一完全人格的圓成。”
馮至關于昆明的自問自答，出自其《昆明舊事》一文，最后，他簡直總結式的寫到：“假如有人問我，‘你平生中最悼念的是什么處所?’我會絕不猶豫地答覆,‘是昆明’。”
文中還殷殷密意地念叨：“楊家山的林場此刻如何了，我時在念中。”
2024.5.11七章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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